我上小学和中学时，随父母在两座解放军军营生活过，一座在东北吉林省的科尔沁草原，一座在北京车道沟。
一、在东北科尔沁草原
我住过的第一座军营，位于吉林省的西北边，离省界不远，对面就是内蒙古。那个地方名字叫平台，是茫茫科尔沁草原的一个入口。军营大门南面有一条专用铁路，不时有火车运来军用物资。当地百姓住的地方，叫作“铁道南”。军营内的人们要出差或旅行，都要先坐汽车来到18公里外白城市的火车站，再从这座吉林省最西边的小城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全国各地。
我自从1970年随父母离开这座军营后，只1980年回去过一次，是看望调动工作重新回到这里的父亲，然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后来我有几次到长春市和吉林市出差，站在这距离故地最近的地方，总会望一望西北方向。虽然同属于一个省，但除了东北口音外，城市和草原上的军营，氛围完全不同。
有一次又到长春开会，是在汽车城的厂区里。我们乘车经过一排排住宅楼，一片片厂房，从当年的苏联建设模式，到后来的德国工厂风格，从“一汽”到“一汽大众”，从“解放”、“红旗”到“捷达”、“奥迪”，在不长的路程里，车窗两侧展示着中国汽车发展编年史，甚至连空气里，也飘着“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字特有的气味。许多年前，我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解放军的军车，都是在这里制造的。
我和许多人一起走进会场，听着讲话和音乐。人虽然坐在那里，但脑子却悄悄地转向别的地方，沿着通向大草原的那条道路开始遐想，向着长春的西北方。这段在地理上相距只有几百里的路程，承载着我和那里远离的40年。
距离长春数小时车程的科尔沁草原，有一座人民解放军的试验基地，我曾随父母在那里度过了12年的少年时光。关于这座曾经的番号是“8309部队”、“59180部队”的试验基地，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地火天光——中国常规兵器试验纪实》一书里，作者已经做了详尽的介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它的题词也早已公开发表。
在那个闻着汽油味就来神儿的年纪，各式各样的军车，是我少年故事里的机器旅伴：一排排军车车库，一辆辆“解放”牌卡车，一辆辆带挎斗的“长江”、“东海”摩托车，一块块与当时沈阳军区相同的“丁1”字样的军车车牌。我还记得，曾经和一辆“红旗”轿车合影，它的车牌号是“丁1-13301”。在停车场上，那些排气管发出的轰鸣，洗车水管喷出的水花，侧面掀开的机舱盖，士兵转动摇把发动汽车的身影，所有与车有关的场景，在孩子们眼里如同万花筒，车库内外都是游乐场。
与野战军部队不同，试验基地的许多军车，都有专门用途，型号和功能都是特别设计的，用于通讯、防化、测试、消防、牵引、指挥、侦测、运输等方面，还有更多的专业技术功能，这是小孩子不懂或者不想懂的。他们只关心军车的外观够不够威武、有多少个轮子，关心与哪个军车司机熟悉之后，是否有机会爬上车厢兜风，甚至是能坐进驾驶室里，摸一摸沉重的方向盘，再跟着执行任务的驾驶员往返去一趟附近的小城。按照孩子们从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里得到的美军装备知识，美式十轮大卡车与卡宾枪、“佩刀式”战斗机一样闻名。于是，车轮越多车越棒，这成为孩子心中好卡车的标准。他们见过四轮卡车、六轮卡车、十轮卡车、履带式牵引车等等。从两吨半的“嘎斯”汽车，到各种款式的“解放”卡车，还有基地创建初期，所使用的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汽车。随着孩子们小学年级提高，他们发现在停车场的军车车队里，老旧车型越来越少，包括那款用挂在风挡玻璃前的红色塑料箭头当转向灯的老式卡车，那些苏联造的“嘎斯69”，那些美式吉普中吉普，都不知从什么时候逐渐消失了，换成了崭新的“解放”牌。
这个基地距离“解放”牌卡车的制造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不远，也就成为新车型的率先使用单位之一。这里的孩子们，总能最先看到新款的汽车，触摸到车身和驾驶舱鲜亮的油漆，还有车厢挡板精致打磨过的木材，体验新车特有的气味。但凡有新车来到车库，孩子们总会围过去观赏，先数轱辘的数量，再爬上驾驶室向里窥视。军营里也有些苏联、东欧国家的轿车和“北京”吉普，但小孩子只关心个头最大的卡车，因为这个大玩具可以爬上爬下，乘坐的机会也多。他们以军车作道具，想象着电影里战斗的场面，满足自己对于军人生活的好奇，也弥补着试验基地缺乏战斗部队色彩的遗憾。
许多孩子自出生就长在基地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确实不知道。他们常常用电影里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斗的场景，来与试验基地的军人相比，他们曾经很不理解：自己家里当兵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军事演习，没有战场冲锋；为什么不练拼刺刀，不排成方阵出操，不系着武装带全副武装，不去野营急行军；为什么大人们的职务不像电影里叫团长、师长、军长，却叫作处长、部长和司令员，还有翻译、工程师、技术员等称呼；为什么家长们所工作的单位名称，除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警卫连、汽车营、医院这些通用名称外，其它的都有些奇怪，如弹道处、弹勤连、电测队、光测连、弹药站、火炮光学所、火炮试射连等，听大人在电话里会说到“靶弹测量”、“弹箭飞行姿态精测”这些难懂的词。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知道自己家大人的工作就是打靶，用枪炮弹药天天打个不停，试验基地在孩子眼里，就是个大靶场。还有些孩子，知道了什么叫作“常规兵器试验”，知道了“基地”这个词的含义。我曾经从一本“外国文艺”杂志里，看到过一个外国电影的名字，叫“基地的孩子”，从字面看好像在形容自己。
许多年后，来自全国各个试验基地的一群老干部们，进入了北京的干休所，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王登科。大家初次见面，互相介绍：“我从20基地来”，“我从27基地来”，“我从31基地来”……这些曾经很神秘的试验基地，担负着国家和军队发展航天事业和武器试验等重大使命，每当有飞船卫星发射，火箭导弹试验，常规兵器测试，这些试验基地的名字，常会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称谓，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和新华社通稿里。
我在这里选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父亲老年时拍的，他和几位国防科工委系统的老同志，应邀来到人民解放军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参观，与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两位英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的合影。老战士和航天英雄，常规兵器与航天飞船，将双方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共同的体制隶属关系，还有“试验基地”的工作性质。不过，比起在公开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的各个卫星发射中心（基地），兵器试验中心（基地）低调很多。当年的那些孩子后来终于明白，试验基地有着“高大上”形象，也许比他们过去一直羡慕的野战军部队，更有别样魅力。
另一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拍的，是在战争年代，父亲坐在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手握方向盘，拍了一张纪念照。
在试验基地里，除了通用量产的车辆之外，还有不少特殊车型，这里的孩子，见过一些尚未公开亮相的军车，有的车本身就是武器的一部分。父亲曾送给我一枚纪念章，是为了纪念“远程多管火箭炮设计定型试验”成功。画面的一侧，是一辆四排车轮的大型军车，负载着火箭炮炮管，火箭弹正发射腾空；画面的另一侧，是“八一”军徽、天安门城楼、齿轮和庄稼麦穗组合的工农兵图案，还有一行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白城兵器试验中心”。
这座试验基地是一座封闭的特殊城市，所有要进行试验的武器，除了通过专用铁轨运输外，许多都要经过生活区运往试验场，有火箭炮、自行火炮、坦克、各种弹药，还有各种枪械，在营区玩耍的小孩眼里，早就见多不怪了。
对于这座军营，当地人有专用的词汇来称呼：生活区叫“岗下”，工作试验区叫“岗上”，人们生活工作的所有要素，在这座“独立王国”里一应俱全。这里距离蒙古国和松嫩平原不远，有着独特的地理地貌，“岗上”是大草原，“岗下”是大平原，两者衔接处就是一道漫长的“岗”，像山却不是山，如同一个巨大的山形台阶。
除了“解放”牌卡车外，有一年，这座试验基地还接收了一队进口的墨绿色卡车，个头比解放牌小了一圈，但做工看上去就很精致，车厢围挡是金属的，是什么牌子记不得了，似乎是意大利的产品。那是“巴统”对中国禁运的年代，纯进口的卡车只见过这一次。这些新车刚到营区，暂时停靠在住宅区的路边，吸引来围观的孩子，精致的座椅、面板，还有车载灭火器，让小孩们感到很新鲜。
我们这些基地的孩子，乘坐摩托车的机会比卡车少，关于摩托车的知识只限于“长江750”、“东海”、“幸福”之类的型号。有个一起玩的孩子小周，他的父亲所在的处室，配备有几辆三轮挎斗摩托通讯车，有时正巧在路上相遇，开摩托车的战士就会停下车，招呼这孩子坐上车去玩，油门一加远去，剩下一群孩子在后面看着干眼馋。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后，试验基地里的军人们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新沙皇”的罪行。许多人呼喊着“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的口号，一长列军车牵引着各种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等，与T-54坦克组成长队，隆隆驶过营区的混凝土道路，声威浩大。
基地距离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都不远，在那个年代，这里就是前线。营区里挖出了许多条战壕，地下工程开始大举进行，漆黑的夜空里常有探照灯闪动，汽车晚上行驶都开着防空灯，学校的老师教育学生要警惕空投特务。山岗上，高射炮群排列，载着武装士兵的军车向着草原深处开去，从基地南大门，沿着基地的中轴线，从伟大领袖的塑像到“跨岗楼”，一直向北进入草原，从“零公里”到“13公里”，驶过一座座耸入天空的瞭望塔，再到更远处，地平线尽头就是阿尔山了。
在基地的一角，有一座日本鬼子占领时修建的飞机场，现在，这座机场和机库只残留着水泥地基和钢筋，我们曾在那里玩过，只是那时不懂历史的滋味。基地初创的艰苦时期，这些废弃的飞机库，曾被当作最早的营房。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专家参加了试验基地的建设，至今在基地幼儿园的淡黄色墙上，仍留着画家毕加索作品“和平鸽”造型的浮雕，在苏联专家曾居住过的楼前，还留着一座熊舍，据说是苏联专家曾在这里养过几只熊。
试验基地的干部们都按规定配备手枪。1980年暑假，我从北京广播学院到基地看望父亲。一个阳光明亮的中午，父亲带我来到离住宅区较远的山脚树林边，选择一处安全的地方当作靶场，我第一次用父亲的军用手枪射击，打出了许多发子弹，弹壳纷飞，枪声在林间回响。那时，手枪用的尼龙枪绳（也叫枪纲），被我们这些孩子当作钥匙链。除了手枪外，我所喜欢的父亲的东西，还有一架红外望远镜、一支夜光笔和一个深绿色指北针。打靶这类事在基地里很寻常，没有人关注你，军人们都知道规矩。如同住在空军机场飞行员的孩子，“米格”飞机在他们眼里，肯定不新鲜。
小时候记性好，在基地生活的那些年里，我对自己身边的一些场景印象很深：一个士兵抱着一枝半自动步枪，三棱刺刀擦得闪亮，他匆匆走过军人服务社门口，仿佛拿着一把铁锹；看见一辆“五九”式坦克，孤独的轰鸣着，履带碾过黑土，从山下沿着坡道，驶上坡去；在“岗上”试验区修配厂里，一旁是车床切削出的一卷卷金属碎屑，一旁是一枝炮筒正在修理；在养着大群狗和羊的饲养场，这些动物都将作为试验品来检测武器性能，守护的士兵为了驱赶捣乱的孩子们，常吆喝着军犬佯作追赶。
在俱乐部前广场，我曾看见有一队穿棕色飞行皮夹克的空军飞行员走过，估计他们也是为了什么试验项目来到这里，正要去食堂吃午饭。我还看见，一门与海军军舰同样是灰色的大口径舰炮，被平板车拖拽着，经过营区8号家属楼前，向北驶向草原深处。这场景似乎在印证着关于这个基地使命的那句话：“为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常规兵器进行试验鉴定”。
我在营区11号楼住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姓李的孩子，手举一把缴获的日本军刀，走出住宅大门，到户外阳光下散步，这是他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的战利品。我还看见一个战士，服装松散，他赶着一辆马车，穿过朝鲜族民居，去营区外“铁道南”的市场买菜。他还负责饲养牛和猪，有时会支起一个大筐去捕鸟，还要拣粪。与这乡村般场景对应着的，是试验基地的科技形象。
我记得，在“岗上”和“岗下”的两座办公楼里，总有一些军人出出进进，他们中有人可能在说着某型冲锋枪的淋雨和沙尘试验,有人在说着将要去阿尔巴尼亚军事访问的事。由于过去中苏合作，基地的俄文翻译很多，技术人员也不少，他们在工作中面对着资料和装备，下了班还要照顾家里的鸡窝。其中一位军官是中文版《列宁回忆录》的翻译者，笔名叫“哲夫”，他的孩子与我们一样，也喜欢打鸟、斗鸡。
那时，父亲去北京出差，带给我几件飞机、冲锋枪玩具。我其他的玩具，还有弹弓、冰车和自行车链条做的砸炮枪，更多的是各种弹壳：从“五四”、“五九”式、“六四”式手枪，到“五四”式、“五六”式冲锋枪和高射机枪，再大的炮弹壳就不能玩了。老干部离休时获得的纪念品，或是用迫击炮弹制造的台灯，或者是用军舰舰炮黄铜弹壳底座，做成的文房用品。
我还曾听人说过炮弹事故，是当地村民拣到了废弃未爆炸的炮弹，为了抠出里面的铜金属卖钱，在砸撬时突然爆炸了。我在读小学时，有一天，看见一个叫罗明的学生被老师和民警带走，因为在他的兜里，揣着一颗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手榴弹。
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事：一个用于试验的巨型热气球飞艇，一度在基地上空漂浮，人们把它当作一个风景。突然有一天，热气球爆炸了，乳白色的气球碎片散布在好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与这场事故一样沉重的，就是1966年军人俱乐部失火。那天下午，我和同学从教室窗户看见远处的火光，叫了起来，学校立刻放学。在救火现场，汉一夫司令员带领军人救火，场面令人惊骇，烈火浓烟腾飞，满地上都是烧熔化的玻璃，还有战士脱下的军衣。广场上挤满了人，眼看着烈火把整座建筑毁掉。过去在这座大礼堂里，人们看电影和戏剧，还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到了中午，这里开始播放解放军歌曲，还有“骑兵进行曲”，有时还要播放“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俱乐部前的广场，是军人比赛篮球的地方，晚上，楼顶上明亮的日光灯照亮四周。（后来，在原址上又建造了一座新礼堂）
我在基地上小学的日子，正赶上解放军更换“65”式军装，这身军装的款式与质地，当然都难以与“55”式和“87”式及后来款式相比，它的简单程度，更接近于新中国建立前的战争年代。但对于看过太多战争题材电影的那一代孩子，恰恰是这款极简单的军装，让他们最容易从银幕联想到战场，比如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上甘岭》。
有一天，一队战士不知接到什么命令，在营区里通向医院的路上，拦腰挖了一道深沟，挖出来的土在沟旁堆成土坡。夜里，一辆“解放”牌军车开着车灯驶来，鲁莽的司机误以为前方只是个上坡，就加大马力冲过，结果是汽车被卡在了深沟边缘，司机被撞伤。正巧那天我们在医院玩，看见这位受伤的汽车兵头裹纱布，血迹斑斑，他直挺挺地站在军医面前，如同刚从战壕里爬出来，身上那件又皱又脏的军装，透着野性。（除了1969年那场边境战斗，在1979年，这身军装终于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中经历了大规模血与火的考验。“55”式军装见证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87”式及后来频繁改款的军装，漂亮的如同仪仗队和文工团的表演服，除了在联合国“维和”和“护航”打击海盗行动中出现过，其功能和未来的荣誉，可能还有待于实战的考验）
“65”式军装着装的年代，正值国家相对困难的时期，与今天几乎豪华到极致的军人装具相比，当年那些堪称是简陋的服装，配上绿色的解放牌卡车，还有激昂的口令与歌声，反倒形成了独特的军营氛围。曾认识一个朋友，他随父亲在野战军部队生活过，据他说，那里的气氛与大城市里的军队机关很不一样，小孩子们肯定更欣赏“野战军”这种独特称呼所具有的气势。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学校经常召集开会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样的标准用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那一代孩子，总觉得现在“集团军”的称呼，不如“野战军”叫起来威武。
大概是1969年，试验基地的几位干部到北京开会，我父亲是其中一员，在这期间，他们与驻京部队一起参加集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父亲他们回到基地已经是晚上，像走红地毯一般走在大路上，两边的人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营区里军车隆隆，灯光闪亮，场面相当热烈。
与车有关的事情还有：到了夏天，军营里的大人带上孩子，乘坐卡车去农场收割粮食，这就像过节一样。长长的车队望不到首尾，站在车厢里吹着风，这样草原上的旅程，比起在教室里上课舒服多了。农场田野里金黄的稻子，呈现出从未见过的风景。还是这些军车，也曾在另外的路上行驶：基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乘着军车去演出，还要迎接地方的宣传队到基地大礼堂表演；又一批新兵乘车来到了基地，特别是文革期间恢复征召的第一批女兵，头戴有帽檐的绿军帽，军容清新，成为基地的新风景；那些在文革时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和“历史反革命”，有的人被摘去帽徽领章，被戴上手铐，押在军车车厢里批斗示众……
1969年，空军在基地的陆军战士里选拔飞行员，有两个战士被选上了，单位派一辆卡车送他们去白城火车站。当时我也跟着汽车去玩，并挤在这两个战士旁边。我清楚地听见其中一个战士这样说：“将来会回来的，我们将驾驶飞机飞过基地上空！”
二、在北京车道沟10号院
与那两个战士一样，我也要对大草原上的基地说再见了。随着调动工作的父母，1970年，我从科尔沁草原到了北京，住进一座新的军营。
这里不再是草原荒野上的试验场，而是城市里的一个研究机构，在解放军的序列里，它的名字是“总后勤部第20研究院”，番号是“238部队”，通信地址是“北京2418信箱”。边疆区辽阔的草原变成了标准的城市机关环境，但不变的还是关于汽车的兴趣，只是在这里，卡车少多了，轿车成为小学生和初中生关注的新玩具。有趣的是，在给我办理北京户口时，不知是哪个环节的问题，把我的随军家属身份，错写成了“退伍”来京，父亲为此还在户口簿上亲笔做了修改 。
这座研究院的下属单位，分散在“文革”时期的“大三线”，从西安到昆明等不同地区，北京只是院领导机关和情报所，面积无法与上千平方公里的试验基地相比。不算大的营区里，只有一座军车库，与篮球场连在一起，打篮球和在车库前闲逛，成了孩子们那时的主要节目。
车场上停放的汽车，都悬挂“辰4”的军牌，有美国、德国的品牌，但小孩子们，最关心苏联“伏尔加”这个牌子，因为它的流线型实在漂亮，就像许多人爱唱的苏联歌曲。一个随家长乘坐“伏尔加”去首都机场接人的孩子说：“那天夜里，雷雨太大了，伏尔加车高速行驶，路灯和闪电照进车窗，一路上水花飞溅，像鱼雷快艇……”
那年，我所在的曙光小学挖防空洞，有一天我们一班的李老师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看人家二班，某某同学多有本事，人家的父亲帮学校借了一辆军车来施工。听后我心里挺佩服，这位同学和我住一个楼，平时就很活跃，善于交往。
在60多年前的1956年，有两个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汽车品牌同时问世：一个是中国长春一汽的“解放”牌卡车，一个是苏联高尔基工厂的“伏尔加”牌轿车。
在那个风云年代，苏联工厂的名字，都带着豪迈的红色基因：有“基洛夫工厂”，有“红十月工厂”，还有生产著名的T34坦克的“共产国际工厂”等。“伏尔加”汽车以俄罗斯一条母亲河命名，蕴涵了苏俄工业设计和文化元素，有人说它行驶时的动感，如同俄罗斯的音乐，或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或是《伏尔加河船夫曲》。
在那时，“伏尔加”牌轿车车头上的小鹿，还有流线型的车身，让这款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公路上一道流动的风景，从政府到军营，从北方到南方，从两国关系的“蜜月”到寒冷时期。那一代50后中国青少年与“伏尔加”汽车同龄，他们对于这个汽车品牌，有着鲜明的时代情结：他们熟悉“外国名歌200首”，吹口琴会选“列宁山”的曲谱，他们对于“伏尔加”汽车的认识，除了它代表的职级地位，还有这个名字里的英雄主义精神：卫国战争中，在伏尔加河边的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苏联军队战胜了徳国法西斯。尽管无法与AK47步枪和T34坦克的功勋相比，但在和平年代，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业成就的代表，“伏尔加”汽车还是苏联成功故事的重要篇章。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改款了的“伏尔加”进口到中国，车身变得更宽大些，车头上立体的小鹿雕像改成了一枚标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款式，老版小鹿“伏尔加”在那一代车迷眼里，已经成为不换的经典。我后来又结识一些少年在军营生活过的朋友，彼此有时还会谈起“伏尔加”汽车，谈起T34坦克和波波沙冲锋枪，谈起德国柏林的苏军纪念雕像。
这些老男孩们有一些是汽车记者，常在汽车业的新闻活动上面。他们有人喜欢在介绍新朋友时，提一句对方父辈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某某父亲是四野的”，“某某父亲在某某军工作过”，“某某父亲在某军区当过什么”，“某某父亲在空军如何如何”等。他们还会提到一些早已裁撤的军队单位名称，如“总军械部”、“防空军”、“公安军”等，有人还习惯用简略语，“总参政治部”要说成“参政”，“总后政治部”要叫作“后政”，说到五七干校时，一定要说明自己家当年是在“某某直属队”。
这些熟悉“伏尔加”汽车的中国孩子里，很多人读过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围困”、“日日夜夜”，知道“马马耶夫高地”的名字，熟悉“他们为祖国而战”一书的作者，更读过西蒙诺夫的作品和《红星报》记者采写的战地通讯。这些欣赏“伏尔加”汽车的少年们，聊起“二战”和苏德战争的话题时，常会提到苏军统帅撰写的回忆录，只这些书的名字就气势如虹：包括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科涅夫的“方面军司令员笔记”，巴格拉米扬的“战争是这样开始的”，崔可夫的“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华西列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等等。最初，这些书印着“供内部参考”的字样，发放给一些部队干部，一些少年也曾读过。这些少年军迷们每说到苏军建制，会讲到“方面军”，提到德军建制，则是“集团军群”。
当然，不同的时代氛围里，“伏尔加”汽车也会以另一种方式亮相：上世纪70年代，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叫作《熊迹》，讲的是抓苏联间谍的事。其中讲到：苏联使馆人员驾驶一辆军用“伏尔加”汽车外出，与一个叫李洪枢的中国人接头，为了防止被发现，还专门截断了刹车尾灯的电线。电影有一处外景地，就选在北京车道沟京密引水渠一座桥下，当时，一些在附近中学读书的孩子，曾经到拍摄现场观看。
从“伏尔加”再说到“解放”牌：那时，没有坐过“解放”牌卡车的人可能不多，军人橄榄绿的军装，伴着橄榄绿的卡车行驶在四方。在北京西郊的一些大院，“解放”牌卡车和“伏尔加”轿车挂着“辰4”、“午1”、“辰5”、“甲1”、“未1”等牌照出出进进。我们住在“238”院的这群中小学生，有时会乘坐院里的汽车，沿着京密引水渠向南，到万寿路的总后大院看节目。总后政治部当年印制了一套彩色图片，画面里军人们在总后大礼堂前集会的盛况，反映了“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治气氛。
当时，我们这一群中学生，还乘着“解放”牌军车去妙峰山春游，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又由另一辆“解放”牌军车，把我们从“学农”的北京延庆山区接回到家里。
在没有私人汽车的年代，“解放”牌卡车与太多的人亲密接触过，包括那些乘车行军的军人，那些车上的知识青年，那些站在车上唱着歌去种树的中学生红卫兵们。雷锋留下过一张经典照片，画面是他在擦洗一辆“解放”牌汽车，那个嵌在车头上的标识，与雷锋及战友当时所列装的仿苏54式冲锋枪、船形帽，展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幅国家影像。
还是在北京车道沟10号院里，1976年末的一天夜里，我从住宅区的楼里，隐隐听见大型车辆发动机的轰鸣，差不多响了一夜。第二天，到院里玩的孩子突然发现，整个院子里停满了车辆，有汽车，摩托车，更多的是装甲车，还有火炮等其他军用装备。昨夜的不眠之声，就来自这里。后来听大人说，这是为了迎接中央领导来参观，紧急布置的展览。装甲车群无人看管，车门都没有锁，我和其他孩子们爬进去，坐在椅子上，模拟想象着战斗的场景，那真是一次独特的体验。
住在9号家属楼上这群喜欢“伏尔加”的孩子，渐渐知道了自己的父母，从事的是兵器研究的工作，他们也开始关注一个与兵器和苏联有关、正在这座研究院工作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吴运铎，是中国著名的红色兵工专家。在战争年代，他研究的武器和弹药，为人民军队的胜利贡献卓著。吴运铎被称作“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在苏联的城市里，为他专门设立了纪念馆。吴运铎清瘦而朴素，在战争年代因试验武器受伤，留下的残疾很容易被人发现。他写了一本书，名叫《把一切献给党》，在当年红遍全国。在解放军的这个研究院里，吴运铎和其他一些干部、专家并不穿军装，其中一些人是当年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干部，他们中一些人还常穿着55式军便服，上班时昂首走过南营门卫兵的哨位。
这个院子里，有一辆大轿子军车，很多集体活动，都要搭乘它。有一次，孩子们随大人去十三陵景区游玩，一个孩子从驾驶室爬上车，想给另一个孩子打开车门。他在方向盘旁摸来摸去，结果竟把车发动起来，魁梧的老司机飞跑过来，高声训斥，把几个孩子吓得够呛。还是坐这辆车，小学生们去北京郊区大兴县的大白楼村，学习先进模范王国福。
还曾记得，有一天，我看见一辆军车回院驶进南营门，在它的后面，一辆公共汽车急速跟进，不顾卫兵的制止，也闯了进来。据说是这两辆车在外面路上，曾经发生过摩擦，地方司机不服气就追进了大院，不知后来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谈起军车或军人当年在北京与市民偶尔发生的一些纠纷，我觉得父亲说的话既精辟又耐人寻味，他说：这可能与历史有关，类似情况在上海等地可能就少见些，或许因为北京是和平解放的，而上海是打下来的？全国解放刚20多年，当年那一代人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得各地的军民关系，多少会有些差异。
今天，不再有营区里的起床号和熄灯号，不再有军车的轰鸣，只有对少年幸福时光的回忆。
2018年6月12日，父亲不在了，他像坚守阵地的战士，直到最后一刻。我现在总是想他，还做过梦中梦，梦见自己在梦里醒了，庆幸父亲的离去只是一个梦。我常学着父亲叫我名字时的山东口音，自己叫自己，想象着是他在叫我。父亲到老都是洪亮的大嗓门，他对母亲说：我就是舍不得咱们这个家。他的字写得刚劲漂亮，90多岁了算起数字来又快又准。我的耳边常常响起他当时每天都对我说的那句话：“从军，看看报纸来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