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还是新华社一个年轻记者，汽车是我采访分工中最钟情的一个产业。1982年，我报道了体制改革试点—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成立以及其后的运作，也和董事长饶斌、总经理李刚成了忘年交。
 

     饶斌和李刚都是新中国汽车的开创者，经历积淀深厚，视野开阔，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先后任过一汽厂长。
 

     中汽公司成立后，他们全身心投入治理“散乱差”的中国汽车业，改变“缺重少轻，轿车几乎是空白”的局面。
 

     然而，后院起火，一次强力“地震”突然袭来。
 

     当时的一汽领导给中央写信，要求脱离中汽。今天看，这封信反映了国企要求松绑的最初觉醒，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汇报。把还不知情的饶斌和李刚叫去旁听。
 

    一汽、二汽自立门户，饶斌和李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意外，也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
 

    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这位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
 

    饶斌当场争辩说，四抬轿和十二抬大轿不一样，四抬轿用人少，十二抬大轿用人多。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和国外同类车比，并不算多。“我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
 

    “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
 

    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他说，以后就进口吧。就这么一个过程，当面给枪毙了。”
 

    关于红旗的结局，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我逐字记下当事人的回忆。
 

    今天人们说到第一代“红旗”轿车，往往先说它的造型怎么合乎民族风格，然后就说红旗是用榔头敲打出来的，两句话一褒一贬。和李刚聊天，才知道我错了。
 

    亲身参与红旗轿车发动机开发的李刚说，V8发动机才是第一代红旗的技术亮点，攻关相当艰巨。“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东风、红旗，还有一个越野车，三个发动机的开发齐头并进。我曾经连续96个小时没有合眼！那时候身体棒呀，根本不在乎。”
 

    V8发动机堪称50年代超一流技术，除了美国顶级豪华轿车采用，苏联也刚刚用在领导人乘坐的海鸥轿车上。德国、日本采用V8发动机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汽车厂从国家只拿到有限的资金，没有后续开发费用。
 

    红旗严格实行自力更生，坚持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国内生产，致使25年后，红旗车的质量、性能和国际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红旗产量很低，前后25年，一共只生产了1500辆，这样的小打小闹，没有不赔钱的，技术升级更新无从谈起。
 

    一汽把生产红旗当作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从1958年到1984年，一直靠解放卡车养着。
 

    进入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红旗”乘坐者们眼界宽了，红旗轿车的缺点一一暴露：提速慢，可靠性差。有时候到机场接外宾，上了车却打不着火；甚至发生过罗马尼亚总统游览长城归途，下山刹车失灵的惊险场面。停产红旗，改乘进口车，未经论证，就这么定了。
 

    这个重创，对中国汽车工业，对中汽公司，尤其对红旗轿车的开发者饶斌和李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一种近乎面对面受屈辱的环境下，他们又目睹了红旗轿车的终结。
 

    红旗下马的1984年，中国大量进口日本皇冠轿车用作公务车，领导人开始坐奔驰，国产轿车只剩下不受待见的上海牌了。
 

    关于第一代红旗，最后的辉煌是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乘坐一汽专门赶制的红旗敞篷轿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陆海空三军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