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称,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武汉等八城市可能出台汽车限购措施。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这八个城市的证实,至少武汉是这样。但还是表明,限购已经从一线大城市逐渐向二线城市蔓延。为什么汽车要限购?理由只有一个治堵。而治堵真的只能靠限购么?显然不是如此。难怪有的专家说,限购是一种“懒政”。
我2000年拿到驾照,深刻地体会到,车多不一定就是堵车的原因。堵车的原因只有一个路上跑的车太多了。
路上因车多而堵车的原因太多了。要根据具体原因来确定解决的方法。
一是买车而尽量少用。这一点有的人可能会不同意,认为买了车就是拿来开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个想法,后来发生了变化。我的具体建议是“三五一零”。即三公里左右走路,五公里左右骑自行车,十公里左右再开车或者坐地铁。这样才会保证健康,才不会被汽车所累。2012年12月28日,武汉的过江地铁(2号线)正式运营,今年的12月,第二条地铁(4号线)也将使用。有了过江地铁,我从武昌到汉口,一般就不开车了。以往的过桥费是固定的一月98元,现在是ETC,按次缴费,由于有了地铁,我的过桥ETC一般在50元左右。节约了一半。武汉通车的地铁还不多,两头还要走,但是对身体有好处。
人们常常拿北京、东京作比较。东京是一座拥有1300万人口、800万辆机动车的特大城市,东京的公路不宽,但为何不堵?重庆晚报记者(下同)调查的结果是:发展轨道交通,出行首选地铁,旅游才开私家车。据记者的体验和调查,东京有发达的地铁交通。据东京地铁公司介绍,自1927年上野至浅草段通车至今,其地铁已发展到5条大动脉,运营总里程292公里,设214个车站,每日运量800万人次。东京的上班族,无论官民,出行首选地铁。每天清晨,潮水般的上班族秩序井然地在地铁口涌进涌出,成为一大景观。
二是加快公车改革。30年来,谈公车改革的多,做公车改革的少。我是研究财政学的,从1993年起,跟踪研究广东东莞沙田镇的车改,在有的讲座上说:哪一天我当了官,上班第一天就车改。这一天果然来了。2003年5月20日上午,我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我在办公室把来报到的司机炒掉,对局长提出我的车改方案自购私车,一月500(现在1200),出差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这些年如果说还有什么可骄傲的话,就是“上班第一天车改,一年节约8万”。如果当时不提出车改,可能十年已经白白过去了。我对自己说:我没有浪费时间,我做出了努力。至少节约了路面。一般来说,一辆出租车相当于5辆公车的效率。这几天说的“广州市级机关有的公务员每天平均四个半小时玩游戏,查获11个,其中有7个说是司机”,就说明了这一点,专车司机是比较轻松的。如果说路上堵车,还往路上跑的,十有八九是公车。因为,堵车造成的油耗增加,与自己没有关系。不论公车或私家车,几乎95%都是单人单车。这都是问题。
记者采访得知,东京几乎无人自驾私家车上班,需要限购吗?在东京,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主要是的士、观光大巴、工程车或食品运输车。环视东京城乡,所有的住宅外都停满私家车。日方主人告诉记者,日本国民均知国家石油资源短缺,故能克制无谓耗费。“我们也曾经历过全城堵车的年代,如今只在旅游、休假或休闲时才动车,平时主要乘地铁,这也算一种低碳生活吧!”希望我们中国也能经历这个过程。
官员亦不例外。记者离开日本前,外务省在新宿饯行,出席者有大臣官房参事官川村泰久(相当于我外交部新闻局局长)、国际报道官赤松武(相当于我外交部发言人)、政务官冈田胜(胡锦涛访日时日方首席翻译)等。宴毕,官员们均各自乘地铁回家。在中国还是很难做到的。什么事情,只要官员能够带头,就好办了。
三是提高司机的车德。印象最深的是香港,在老城区,司机开车该快就快,该停就停,在十字路口,如果绿灯快完了,前车还未过对面的线,即使是绿灯也不能走,以免堵车。在大陆的很多城市,市民通过路口时,即使沿斑马线走,机动车亦多不让人,且速度很快。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或新宿,记者过斑马线时习惯性地让汽车先行,但司机往往会主动停让。主人告知,“日本交通执行行人优先原则,无论你通过大马路还是小岔口,只要一举手,汽车都会停下来让你。”在记者采访过的东京、神户、德岛等地,见不到警察在路口指挥交通,听不到汽车喇叭声,也没见汽车闪灯催促前车。应该说,日本人过的是一种规则下的生活,当遵守规则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后,交通自然畅通,达到了一种和谐。
道路变宽了,只是硬件;司机温和了,才是软件。软件比硬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