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家汽车企业成为汽车业甚至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它曾垄断“世界第一车企”的宝座70余年之久，被誉为美国制造业和美国梦的基石，却因为隐瞒车辆点火开关缺陷并延迟召回十年，导致数十人死伤，成为美国公众和政府谴责与惩戒的对象，并面临着召回1500多万辆汽车，付出约上百亿美元成本和品牌受损的代价。

二是中国的长城汽车，作为一匹黑马，长城这几年异军突起，令国外金融业和新闻界惊诧，称其“利润率超过法拉利”。但进入今年以来，长城汽车却因年销售增长目标、披露销售业绩报告被频频质疑；而最严重的，当属旗下哈弗H8三次“负责任”的延迟上市，这不仅让企业本身陷入不利处境，还对其资本市场表现造成不小冲击，令长城的前景蒙上阴影。

同样是关于汽车产品的“延迟”，从表面上看，这两起事件都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企业遭受质疑、品牌受损，不得不付出时间、人力与物力代价……但从深层次分析，两起事件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通用汽车践踏了汽车行业的“道德底线”，为降低成本延迟缺陷产品召回，无异于残害生命；企图隐瞒丑闻十年，更是对美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的亵渎。

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长城汽车对哈弗H8决定延迟上市，至少体现的是企业对消费者权益重视，显示了企业注重长远发展，是有道德、定力和自信的表现，更高层面是中国汽车企业代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缩影。

事实上，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之时，企业家最容易自我膨胀，企业也容易自我迷失；走向歧途的风险，远高于别无选择的创业时代和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充分权衡利弊。

通用汽车面对费用节省的“厚利”诱惑和破产重组重担下百废待兴的压力，从领导层到基层技术人员竞相对致命缺陷推诿瞒报，多年积累下来的质量体系流程和监管机制，被贪婪和麻木消磨殆尽。

这样的问题，近年来同样出现在福特汽车(产品断轴被动召回)、大众汽车(DSG变速器故障)和丰田汽车(踏板门)等一系列伟大的企业身上。其中福特甚至曾因对产品缺陷存在侥幸心理，被美国当局判罚上亿美元赔款和罚金。

正如通用CEO玛丽·芭拉所言，大家都达成一致，却从没有持久的贯彻(她称之为“通用摆动”)。这家企业已经被百年的“官僚、保守文化”笼罩，内部纠错机制难以执行。

汽车业的残酷竞争，跨国巨头的强大实力，既逼迫长城、吉利这样的中国企业保持着近乎偏执的忧患意识，也激发出它们进军高利润细分市场和提升技术品质与品牌形象的强烈冲动。压力和诱惑作为成长路上的磨刀石，一旦悟出大道，就不会再有意志和精神的游移。

现在，长城汽车经受住了急功近利的干扰，沉下心来改善产品品质。这样的企业不应该被非议，因为这样的企业才能走向辉煌。

虽然没有亲自与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交谈，通过与曾为长城汽车出征“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的中国著名赛车手周勇闲聊，笔者发现，魏建军实为工程派企业家。每次比赛回国，不论时间早晚，魏都能就赛车的各个方面与周畅谈几个小时，直至深夜。这或许也是长城SUV产品可靠性较高，月销能逼近三万辆的重要原因。

魏建军也曾宣称，要专注于SUV，力争超过美国克莱斯勒旗下的JEEP品牌，后者作为世界最大SUV品牌，部分车型一度被中国质检总局列为有安全隐患的产品。如今中国能赚钱的企业不少，但凡是将“能赚钱”放在首位的企业主们，最多算是老板，而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定力深厚、专注目标，立志做好一件事，有如此境界的人才称得上杰出的企业家，但在中国实属凤毛麟角。

同样，杰出的企业不等同于伟大的企业，只有传承百年，基业长青的企业，才配得上伟大一词。德国百年制造业企业过万家，三代人、甚至数代人，专注于一个领域，精益求精。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厌其烦地琢磨细节改进、推敲流程优化，研究技术升级，对精确无止境的追求，对细节无条件的遵守。正是这种在制造业中无与伦比的定力，最终打造出德国制造傲视群雄的竞争力，令德国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

通用的过去是伟大的，将来如何，目前难下结论。但在中国杰出的汽车企业中，吉利、长城、比亚迪等都是突出的代表，它们在近十几年的艰难创业历程中，虽然存在过动摇和犹豫，始终坚守主业，不随波逐流，具备成为伟大汽车企业的潜质。

中国至少需要三到五家伟大的车企，不靠政府和垄断寡头，而是靠着自己的定力和专注，在国际市场开疆拓土。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由汽车大国向强国的转变，汽车工业才能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撑起“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