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等地统称为环渤海经济圈，如今这些地方有了个尴尬的新名字，“环首都雾霾圈”。雾霾之下，无人能独善其身。道理显而易见，然而面对责任，区域内成员却开始互相推诿。

　　在北京看来，作为雾霾“首恶”的机动车尾气是其唯一能有所作为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告诉记者，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北京PM 2.5(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的最大来源，约为四分之一。北京，这座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在全国遥遥领先的“首善之都”，一方面屡屡强调自己对于来自河北、山西的跨界大气污染“管不了”，一方面在治理尾气时因瞻前顾后寸步难行。

　　河北，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占据七个，成为中国最大的污染源，亦是北京雾霾难散的重要原因。王跃思说，在各类污染物的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污染源，对北京PM 2.5的贡献率为19%。这个长期被视为北京“护城河”和“输血袋”的省份，一方面乐于享受承接北京重化工业创造的经济政绩、财政收入、社会就业，一方面又不满北京转移过来的二手车、废旧塑料带来的大气污染。

　　更鲜为人知的是，记者近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保定市下辖6个区县调研时发现，部分村镇仍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化前期阶段，北京周边一些村镇的干部将治理本地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看作是“为北京服务”，甚至产生“我就是要直排，不想帮北京治污”的极端心理。

　　河北治厂：

　　污染企业顶风作案基层官员怨气重重

　　黄烟黑烟直排云霄，随风飘荡在村子上空；沿途不时可见一团团黑雾向北京方向涌去；空气中漂浮着一股铁锈味……

　　记者近日在河北省内6个区县暗访时发现，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生态文明建设，今年更发起多轮环保整顿行动，但部分村镇污染企业仍然“顶风作案”偷排直排。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河北治霾阵地的“失守”，既源于地方政府对于G D P的盲目追求，也与周边部分地方对北京抱有怨气息息相关。

　　“达标”企业黄烟滚滚

　　近日，记者隐蔽在河北省新镇镇周庄子村外的田地里，拍摄河北新钢集团的排污实况。1小时内，该钢厂3个高炉先后冒出10余股浓烈的黑烟，作团雾状，作烟柱状，大风刮起，最远到百米开外的胡杨林才慢慢淡去。挨着钢厂的西代村村民张大爷表示，一刮西北风，村里就一片灰，连眼都睁不开。

　　在这个从北京市区乘公交车就能到达的“北京邻镇”，十多位村民纷纷向记者诉苦，河北今年还没搞“环保风暴”的时候，钢厂排的烟还要浓，除了黑烟，还经常冒黄烟、红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根据记者提供的现场照片指出，无论是除尘装备等控制措施没有运行还是其他原因，照片里的污染物排放源肯定是超标状态，是违规排放。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告诉记者，在各类污染物的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污染源，对北京PM 2.5的贡献率为19%。“这说明北京周边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不容乐观。”据《人民日报》报道，按照新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今年一季度，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十个城市里，河北占了7个，分别是石家庄、邢台、唐山、保定、衡水、邯郸、廊坊。

　　然而，新镇镇多名官员向记者反复强调，经过整改，该镇利税大户河北新钢集团已经不再冒黄烟了。但记者亲眼所见，带铁锈味儿的浓浓黄烟仍不断从企业的炼钢车间涌出。环保部一位拥有多年执法经验的老干部说，钢厂冒黄烟的是炼钢车间内的炼钢炉，排放的黄烟是氧化铁粉。

　　耐人寻味的是，在某媒体对河北新钢集团进行不点名的批评报道之后，该企业发函称内容“严重失实”，并辩称：“我公司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更是把环保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在除尘设备方面，我公司目前除尘设备全部达标，在同行业中排在前列。”

　　联防联控纸上谈兵

　　记者调研发现，北京周边部分地区部分官员对企业违规排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他们对北京存在着某种怨气有关。少数地方干部甚至认为周边地区为确保北京发展绿色科技产业，自己只能“留着”污染企业，甚至产生了“我就是要直排，不想帮北京治污”的极端心理。

　　河北某县一名宣传部负责人就告诉记者：“首钢搬到了河北，把污染转到了河北。北京的姿态很高，说自己向河北转移了很多产业和项目。我们承认，自己获得了一些利益，但不能把北京的污染全归咎于河北———我们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北京周边某市一位县政府负责人向记者抱怨说，北京为避免“垃圾围城”，默许废旧塑料垃圾流入到周边的小县，下面的小村庄发展出酸洗塑料、废旧塑料炼油、废旧塑料燃烧发电等产业。该县宣传部负责人更是直言：“北京应该给我们发个‘特别贡献奖’，垃圾不在北京烧，只能在我们这儿烧。最近污染扩散到北京，北京还怪我们。”

　　环保部一位专家表示，高端制造业(如新能源汽车等)都跑到北京、天津，河北只能引进重污染企业落地，产业升级急需加速前行。

　　问题是，产业升级和治理污染都需要资金投入。钱从哪儿来？

　　相对于财力雄厚的北京、天津等一线城市，京津周边的一些小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上述某县常务副县长举例称，县里的领导最头痛的就是环保投入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治污的现实要求高，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比如中央财政只给县级环保治理专项资金30%的投入，70%的配套资金还得地方去筹集。2012年，该县财政收入仅11亿多元，财政支出连上转移支付却高达13亿多元，其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农村环境整治等环保投入为1亿多元。

　　“环保是一个花钱的产业，连‘肚皮’都没照顾好，哪还有多余的钱搞环保？！”该常务副县长反问道：“我们前几年从北京承接了污染产业，到了这一任县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本谁来分担？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责任谁来负责？”不少干部都认为，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如果不发展经济，既无法提高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交代”，也难以解决群众就业、提高百姓生活质量。

　　北京市环保局的专家也承认，河北重工业占G D P的比重比北京高很多。如果产业结构突然进行调整，将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社会就业等。“如果这些问题没办法通盘考虑好、解决好。奥运会期间京津冀联防联控的经验注定是短暂的。”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认为，如果不把PM 2.5的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环首都区域的“联防联控”就只能纸上谈兵。

　　北京治车：

　　排污费至今难产新能源推广不力

　　随着尾气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北京主城区雾霾主因，北京着力治理汽车尾气。北京市环保局官员说，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不能自己不好好治理，指望其他省份”，而对于机动车、燃煤、扬尘等不同污染源的防治中，“机动车是唯一环保局能够自己管的”。

　　然而，北京正陷入一个治霾窘境：一方面，北京市开征汽车排污费、提高拥堵区域停车费等减少汽车使用的政策，恐因阻力过大，尚在研究论证阶段；另一方面，为保护本土汽车品牌，又不愿让比亚迪等外地品牌新能源汽车进京。

　　汽柴油车：排污费迟迟未出

　　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昆生介绍说，严格控制机动车污染，在用车管理方面，最根本的办法是减少机动车使用。北京市一直在探讨采取开征汽车排污费等经济手段，由于政策涉及千家万户，又是民生问题，尚在研究论证阶段，迟迟没有出台。

　　近日，一家汽车行业报爆出消息称“汽车排污费征收时间表确定”。该报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年内有可能将在北京试点施行。具体方案是排污费用有可能加在汽车油费中，由加油站代为收取，金额大概为每升2元左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部专家向记者透露，这一方案已被搁置。

　　机动车尾气被指是北京雾霾的“祸首”。环保部今年初发布的《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据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还将新增机动车1亿辆以上，新增车用汽、柴油消耗量1亿至1 .5亿吨，由此带来的大气环境压力十分巨大。”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灰霾溯源”项目组执笔人王跃思研究员告诉记者，就北京而言，机动车排放为城市PM 2.5的最大来源，约为四分之一。其次为燃煤和外来输送，各占五分之一。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认为，从环保角度来讲，降低机动车的使用强度是有效的办法。如果一辆私家车一年跑2万公里，能降到1.5万公里，自然就减少排放，只有让520万辆车降低使用强度，才能真正降低污染。而减少机动车上路，不能靠人的自觉性，因为大家买车就是为了使用起来方便。只有把汽车的使用成本提高，让经济杠杆起作用，才能更好地达到减少使用的目的，这相对于采取行政命令，包括限号、限行等，应该力度和效果更大。

　　李昆生告诉记者，重型柴油车在北京机动车520万辆总量中，仅占5%，约20万辆，但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却占机动车排放氮氧化物总量的50%，治理机动车尾气排放应把重点放在这部分柴油车上。如果开征燃油排污费和提高停车费用，主要会对私家车产生影响，提升有车一族生活成本，涉及人口范围较广，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论证。

　　新能源车：地方保护阻碍推广

　　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直言，北京新能源汽车推得不好，主要是地方利益保护造成的，就是说北京一直没有准备好纯电动乘用车的成熟车型，如果出台相应鼓励政策，国家和地方配套补贴的钱无疑就会补贴到外地汽车企业身上。

　　2009年起，科技部、财政部等部委共同启动了“十城千辆”示范工程，北京位列其中。据北京市科委新能源新材料处处长许心超介绍，截至2012年底，北京市“十城千辆”示范运行共有各种新能源汽车3707辆，其中主要以公共领域投放的新能源汽车为主，包括混合动力公交车、双源电车、纯电动公交车、混合动力环卫车、公务车、出租车、物流车、电力保障车等。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提醒说，与500多万辆的汽车总量相比，区区3707辆新能源汽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北京还应该大力加快发展节能环保的电动汽车，以缓解机动车对城市环境带来的压力。

　　在纯电动汽车推广方面，北京更乏善可陈。自2009年国家出台鼓励私人购买纯电动汽车试点政策以来，作为六个试点市之一的北京，迟迟没有推出地方实施细则，截至今年一季度，北京市新能源汽车的私人购买量仍为零。

　　事实上，国内一些城市已走在“雾霾之都”北京前面。2012年，深圳、合肥和上海等市先后出台了私人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暂行办法，启动了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市场，上海市规定纯电动乘用车的补助为4万元，加上国家财政补贴6万元，每辆车最高补贴达到10万元，此外，不用摇号即可上牌。

　　在机动车保有量居高不下，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为何难以成为首都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关部经理杨昭告诉记者，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进入北京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比亚迪纯电动汽车并没有撬动北京市场。“原因就是，时至今日北京市都没有出台私人购买电动汽车的实施细则，国家试点的补贴政策根本无法实施。”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北京现在最应该发展电动汽车。“我国电动汽车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推广电动汽车，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汽车本身。”

　　多位受访专家呼吁，北京应尽快制订出台私人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实施细则，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打破地方利益格局，放开市场，加快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同时通过采取新能源汽车不摇号、不限行等鼓励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